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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胡志明
1969年9月4日清晨,“越南之声”电台沉痛宣告:“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在突患非常严重的心脏病之后,于1969年9月2日9时47分逝世,享年79岁。”

   据胡志明身边的中国医务人员说,胡主席自1969年8月23日晚休克之后,一直昏迷不醒。直到临终的前一天突然苏醒,他只说了一句话:“感谢中国同志们。”接着又昏迷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胡志明逝世的第二天,周恩来就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人民前往河内吊唁。周总理见到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时,非常悲痛,连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特别是当周总理得知胡志明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感谢中国同志们!”时,又不禁潸然泪下。

   胡志明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耳熟能详,因为他不但是被越南人民尊称为“胡伯伯”的领袖人物,而且他的革命生涯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因为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经历极为独特,堪称国际外交史上古往今来的一段罕见传奇。这一切,是从上世纪20年代初胡志明在巴黎结识周恩来,两人患难与共、情同手足开始的。

   初次相识:在巴黎地铁站

   胡志明,1890年5月19日出生在越南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亲身体会到生活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苦难。1912年,他告别祖国,开始了海员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志明结束了海员生涯,来到巴黎。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正在法国的凡尔赛举行会议。关于民族自决权的问题成为当时大会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胡志明果敢地以“一群越南爱国者”的名义,给凡尔赛会议寄去了一份越南人民要求民族自决的请愿书。请愿书在法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而胡志明当时的名字“阮爱国”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

   不久之后,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也来到了法国。1921年春天,周恩来加入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

   就在这一年,法国共产党为联系各殖民地国家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成立了一个“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胡志明十分活跃,他联系了许多亚洲革命青年。而作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的周恩来,很快引起了胡志明的注意。一天,胡志明主动约比自己小八岁的周恩来在塞纳河畔的巴黎地铁某站见面。当周恩来在地铁里第一次见到自己久仰的越南朋友阮爱国(胡志明)时,就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胡志明也被面前这位中国小兄弟的独特魅力所吸引。这次见面,奠定了两人近半个世纪的兄弟般友谊。

   相隔30多年后的1956年11月21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欢迎周恩来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越南的宴会上,当众介绍周恩来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曾在一起共甘苦,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30多年来的革命战友。”周恩来在讲话中也谈到:“是的,34年前,我在巴黎认识了胡主席,他是我当时的引路人。他当时已是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那时候才刚刚加入共产党。他是我的老大哥。1922年,我在巴黎地下铁道第一次见到他,他就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难忘的印象。”

再次相逢:新婚之喜

   1923年6月,胡志明作为各殖民地国家农民的代表,离开巴黎赴莫斯科学习。在莫斯科期间,汉语造诣很高的胡志明负责主编《中国和中国青年》一书,还撰写了不少以中国和中国革命为题材的文章。作为农民国际执行委员的胡志明,在同中国同志的接触中,对中国的农民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提出了不少好建议。

   胡志明离开巴黎后的第二年,周恩来接到国内的指示,回到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就在周恩来回国不久,胡志明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常务委员,于1924年底也来到了广州。他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翻译的身份,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并再次与周恩来相逢。

   在胡志明来到广州之前,已有一批越南爱国志士在广州进行活动。经过一番努力,胡志明将这些青年改组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该会成为越南共产党的前身。当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利用这个条件,胡志明挑选了一些优秀的越南青年到黄埔军校进修,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学习军事、政治。

   1925年8月初,邓颖超从天津来到广州,与周恩来结为终生伴侣。胡志明得知后,以老大哥的身份赶去祝贺。他还经常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家中去看望他们。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胡志明也被迫离开中国,曾在广州受训或工作的部分越南同志则参加了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与井冈山斗争。

   并肩战斗:“胡志明”的由来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志明于1938年底从莫斯科到达延安,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并肩战斗,共同生活。延河岸边留下了这位慈祥“老头儿”的身影。后来,他辗转来到重庆。当时,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正在重庆。他们又一次相逢,共商对敌斗争策略。

   1941年2月,胡志明回到越南,直接领导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月,胡志明在靠近中国的高平省北坡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的秘密指挥机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黄文欢、范文同、武元甲等人则继续留在中国的广西靖西,巩固和发展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依靠中国边民的帮助,越南革命者开辟了从北坡到中国广西的若干条交通线。每一条交通线,都有中国边民的家作为越南革命者的秘密联络点。广西边民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支持越南革命者,为他们提供食宿、交通联络和安全上的帮助。在共同的斗争中,两国人民建立了深厚感情。

   1942年8月下旬,胡志明又一次离开北坡来到中国。他这次来中国的目的是去重庆会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临行之前,胡志明为自己印制了名片,名片中间写着“胡志明”三个字,左右两边分别写着“新闻记者”和“越南华侨”等字样。胡志明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

   然而,不幸的是,进入广西靖西后,胡志明在前往德保县途中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中共闻讯后,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周恩来曾亲自找到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要求他设法营救。冯玉祥找来桂系领导人李宗仁,一同去见蒋介石,要求释放胡志明。在冯玉祥的干预下,蒋介石终于下令释放了胡志明。

   胡志明回到越北革命根据地,继续领导抗日斗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9日,越南人民胜利地举行了“八月革命”。9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了《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然而,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失败,新政府成立不久,法国殖民者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妄图绞杀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恢复在越南的殖民统治,一场艰巨的抗法斗争又在越南全国展开了。

中越建交:外交胜利纪念日

   尽管越南民主共和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还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更没有一个国家提供援助,与外界也没什么联络,但由于胡志明精通汉语,他通过电台了解到中国革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战略转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快就会打到中越边界。

   在中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1949年9月,胡志明主席派李碧山和阮德瑞两位特使来中国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并请求援助。

   李碧山和阮德瑞几经周折到达北京。当时毛泽东已去苏联访问,他们很快就受到了当时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的接见,递交了胡志明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要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要求中国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并派人到越南帮助工作。

   12月24日,刘少奇副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越建交的问题。会议认为,在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利多弊少。会后,刘少奇副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印支共中央:“为了建立中越两党经常性的联系,并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共同斗争中的各项问题,我们希望越共中央能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来北京,以便讨论和共同决定有关的各项问题”,“这个代表团应秘密来中国”。越南方面接受了这个建议。

   1950年1月上旬,法国前驻北平总领事伯亚乐在拜见新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时透露,在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后,法国正在考虑与中国新政府建立关系。王炳南明白,对方言下之意,是要影响中国的印度支那政策。

   在这个关键时刻,胡志明主席决定亲自到中国一趟。此时,越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仍控制在法国殖民主义者手中。胡主席化名丁同志,穿着抗战鞋,在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登宁的陪同和六个助手兼警卫的护送下,秘密步行17天,至1950年1月16日才到达中国广西边境。

   1950年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黄明鉴致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

   1月17日深夜,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刘少奇发来急电,同意立即与越南建交。毛泽东发出这封电报后,觉得还有不妥之处,第二天又起草了一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名义给越南外交部长黄明鉴的复电。这两封电报发出不久,毛泽东觉得还有可斟酌之处,马上又在18日下午3时半给刘少奇补发了第三封电报,在已发出的给越南外交部长黄明鉴的电报上添加了数十个字,特别提到毛主席“很荣幸地接到贵国政府主席胡志明的声明”,表明了毛泽东对胡志明的尊敬。

   中国政府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于1月18日复函黄明鉴外长,表示欢迎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于是,中国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随后,苏联、东欧各国相继承认了越南,打破了帝国主义妄图对越南的孤立。越南为了纪念中越建交,将1月18日定为外交胜利纪念日。

   据后来到越南当军事顾问的韦国清回忆说,胡志明有一次来南宁时曾说到,1950年元月初,他是在南宁得知新中国已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同意与之建交的。胡志明还说:中国承认越南时,我们的政府和党中央还在深山老林里,人家说我们还是山里的“幽灵”,中国的外交承认对越南极为重要。

   中国援助:“土顾问我们也要!”

   当刘少奇在1950年1月中旬得知胡志明秘密抵达中国境内后,即指示中国有关部门派人护送胡志明安全来京。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此时都在莫斯科访问,在刘少奇的精心安排下,胡志明又前往莫斯科。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拜会毛泽东和周恩来,请求中国的援助,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的援助。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来承担。

   随即,胡志明随同毛泽东的专列离开莫斯科回到中国。途中,胡志明再次向毛泽东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提供武器弹药的要求。“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呵。”毛泽东听了对方的要求后,幽默地说。“土顾问我们也要!”胡志明坚定地说。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中央军委会议,讨论援助越南问题。他纵观全局,深思熟虑,毅然作出决定,接受胡志明的要求,对越南承担国际主义义务,在物资和军事上给予无偿援助。同时,毛泽东立即派遣罗贵波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赴越,与印支共中央协商援越抗法的重大事宜;派遣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助手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军事建设和作战指挥;不久,又派陈赓为代表,赴越协助组织边界战役和负责统一处理中国对越军事援助的各项工作。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援越工作。军事顾问团出国前,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在北京接见,对军事顾问团赴越的工作意义、任务做了明确指示。根据胡志明主席的要求和越南革命斗争形势,中共中央赋予军事顾问团两项任务:一是帮助越南打胜仗,驱逐法国侵略者;二是帮助越南建设正规军。毛泽东说:“同志们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搞好与越南同志的团结,特别要搞好与越南领导人的团结。”“我们帮助人家,还要帮助得好。这只凭主观愿望好不行,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得恰当。”毛泽东说,“遇事要同人家好好商量,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对待人家的缺点错误,可以告诉他们,我们也有过失败。多向他们介绍经验教训,少讲‘过五关斩六将’。”

法军撤退:奠边府大捷

   中国军事顾问团到了越南之后,首先打了一场以打通两国边界为目的的边界战役,接着帮助越南人民军成功地实施了红河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和宁平战役。之后,又于1951年12月至1952年2月进行了和平战役,1954年春天进行了迫使法军最终从越南撤退的奠边府战役。

   奠边府其实是个只有一条街的小县城,周围是群山峻岭。在1953年11月之前,几乎没人知道它。奠边府这个颇具中国历史文化风格的名称,据说是越南一位汉学家从中国书籍中搬来的。奠边府位于河内以西476公里的越老边界,偏远、闭塞,交通十分不便。

   1950年9月,越南人民军在中国顾问团的帮助下发动了“边界战役”,一举打通了长达1000公里的中越边界,令法国侵略者极为恐慌。法军统帅纳瓦尔为扭转败局,经过周密谋划,选择了边陲战略要地奠边府作为围剿越南人民军的基地,以此诱使越南人民军走出深山打常规战。他认为,在常规战争中,法军的精良武器、空中优势与训练素质将打败武器装备落后的越南人民军。1953年11月,法国在奠边府修了两个飞机场、49个军事据点,集结了6个空降伞兵营及精锐部队共计1.6万人。法军统帅纳瓦尔曾在奠边府傲慢地宣称,要在18个月内夺回战场的主动权。然而不到6个月,法军在奠边府被越南人民军来了个连锅端,1.6万人全军覆灭,连司令官也成了俘虏。

   1953年12月,韦国清率领中国顾问团入越,他和武元甲大将把司令部设在奠边府附近的原始森林,指挥部队和民工日夜苦干,边修路,边运送大炮和军需物资。越南人民军和中国顾问团的专家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奠边府周围的各个山头架起大炮;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坑道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眼皮子底下,使法军坚固的工事、先进的武器无法发挥作用,使其飞机无法增援。经过55昼夜激战,被美国将军称为“固若金汤”的奠边府基地成了埋葬法国殖民者的坟墓。

   在奠边府大捷的鼓舞下,印度支那各战场上的越南人民军和寮国、高棉抗战部队向法军展开了全民进攻。1954年7月20日,法国政府被迫签订了“日内瓦协议”,承认越南是一个独立的、统一的、领土完整的国家。

   一张示意图:胡志明再次秘密访华

   1954年7月法国与越南签订《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后,美国便取代了法国,不但派兵侵入了越南南方,而且使战争规模不断升级,将战火烧到越南北方。1964年8月5日,美国在精心策划下蓄意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

   面对美国侵略者的猖狂进攻,胡志明再次向中国发出了援助请求,并派黎笋来华具体商谈。毛主席认真分析了越南战场形势和当时的国际局势,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无条件地满足越方的要求”。

   1965年春天,胡志明再次秘密访华,请中国援越抗美。毛泽东早已知道了越南局势,开口便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胡志明会汉语,会广东话,还会一点儿上海话,听得懂毛泽东很重的乡音。他向毛泽东述说了越南的情况,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条子上记录的是要中国为越南在河内以北抢建12条公路的示意图。

   就是这张示意图,调动了中国的30多万大军。在9年3400多天的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援越部队和专家伤亡5000人,1000多名烈士埋葬在越南的土地上。“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这是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的郑重声明。

   在吃饭时,毛泽东突然萌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便对胡志明说:“我想到你们那里去,秘密去。”

   “欢迎你去,但现在局势这样,敌机常轰炸。”胡志明嘴上说欢迎,实际上并不同意,他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我就是要去看轰炸,要去轰炸的地方。好几年没看到轰炸了。”毛泽东仍固执地说。胡志明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就婉转地说:“等形势好一点请你去。”

   毛泽东对胡志明的心意是非常理解的,但还是说:“形势好转我就不去了。我就是想现在去。以前,我被国民党、日本、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几十次、几百次,就是没有轰炸到我。现在,我想到你们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可以秘密去。”

   胡志明还是坚持己见:“你目标太大,越南的孩子都认得出你来。”

“可以化装成一个中国专家就行了。”

   “怎么化装都认得出来。等适当的时候,我会请你去的。”

   “我就是想现在去。”

   “等下半年,看情况如何再定。”

   可谁曾想到,上述愿望还未来得及实现,胡志明便离开了战斗的土地,离开了心爱的祖国和人民。也许这是两位伟人一生交往中的一件憾事。

   “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为援助越南付出了许多心血。毛主席甚至考虑到越南南方气候炎热潮湿,蚊子虫蚁很多,嘱咐一定要为越南战士配备蚊帐。他还特别关照,要给越南战士搞压缩饼干,分量要轻,营养要丰富,中国因而专门把上海一家民用食品厂改为压缩干粮工厂。考虑到当时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多为妇女,许多情况下要靠头顶肩抗,周总理关照有关部门,援越物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30公斤。

   长期的革命斗争培育了中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特别友谊,胡志明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越南抗法和抗美斗争中所给予的巨大的无私援助十分感激,因此衷心地写出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脍炙人口的著名诗句。

   1961年7月1日,胡志明主席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发表署名文章《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高度评价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称颂它是“恩深、义重、情长。友好精神万世流芳。”(李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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